知名白癜风专家 http://www.wzqsyl.com/yfsz/zjzd/北京的南山小区环境宜人，设施现代，住户众多。戴真和母亲范荣住的楼有28层，她们住一层。
年大学毕业后，戴真做了两个月的幼教培训老师就辞职了。她觉得“不适应”“受不了”“身体不好”，所以干脆回到家里。从此，戴真再没去工作。
年，戴真一家的生活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，戴真的父亲在家中突发心脏病，抢救无效去世。从那之后，母亲范荣的身体每况愈下，而戴真也选择把自己封闭在家里。
一直以来，戴真和母亲都非常依赖戴真父亲，父亲既是家里的顶梁柱，也是母女俩与外界联系、交流的窗口，且是最主要的窗口。
范荣这边没有什么亲戚，戴真父亲有个弟弟，可在戴真父亲去世后，戴真母女主动掐断了与这个叔叔的联系。叔叔电话联系不上她们，就上门来找。门铃按得震天响，可她们就是不开门。
就这样，母女俩封闭在一间房子里，靠着拆迁时拿到的补偿款面对面地生活了三年，没有朋友，不交际。除了下楼扔垃圾，她们很少外出，买菜都是从网上订购，送货上门。
小区保安说，他有时候也会看到母女俩深夜穿着睡衣在小区里遛弯，但对她们的情况一无所知。
总觉得自己身上
有伤口在流血
戴真父亲去世后，范荣感觉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。她对戴真说，腰腹部总是有针扎般的疼痛，折磨得她整晚睡不着觉。范荣腿脚也不好，膝盖经常疼，还有便秘的毛病，平常只能吃些麦片和粥。
此外，范荣还出现了幻觉，血是她幻觉里的常见主体：她觉得当年剖宫产腹部刀口下端生出许多血，家里的地板上总是被血浸满。可在她死后，警方仔细检查了家里，地上很干净，她身上也很干净，并没有血迹。
范荣到底有没有伤口呢？
范荣的伤口是在尸检的时候才被发现的。法医鉴定，范荣腹部是陈旧性的手术瘢痕，这种伤口是看不到的，是个大约2厘米的皮下瘘口，不断向肚子里扩张，还有股恶臭味。
年，医院看过，诊断出来的是盆腔炎。可她不想治疗，医院。范荣年轻时是名护士，但因和同事闹矛盾便辞了工作。
范荣的母亲是因结肠癌去世的，她潜意识里觉得，自己多半也是得了这个病，去医院花再多的钱也治不好，对女儿反而还是一种拖累。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让范荣不堪重负，她渐渐有了轻生的念头。
“你既然不帮我
就别拦着我”
年12月12日，范荣第一次尝试自杀。她搬上一个粉色小板凳，上了电梯，站在高层楼梯间的窗边，两手扶着窗框，待了两三个小时，然后又下来了。
从那以后，戴真经常在凌晨打开门就看见母亲坐在自己卧室门外哭。她说，感觉太痛苦了，睡不好觉，活不下去了。她要戴真帮她去找安眠药，戴真起初还会拦着她，劝阻她，可根本没有用。范荣于是抱怨戴真冷漠，甚至说，跳楼也是被她逼的。
“你既然不帮我，就别拦着我”。
有时是26楼，有时是18楼，范荣每次都哭着上去又下来，每次都没有死成。范荣早早就写好了遗书，还要戴真记得去银行取钱，当作她的丧葬费。
年1月10日晚上11点，范荣在卫生间里发出尖叫，她感觉自己腹部出了很多血，恳求女儿陪她上楼帮她跳楼。戴真觉得母亲真没救了，也想要尽快帮她解脱，便同意了。
母女俩拿上一把粉色的椅子进了电梯。上到10楼的时候，范荣觉得这个高度够了，跳下去可以死了。
范荣出事的窗口
1月的北京寒意刺骨，范荣打开窗户，觉得风太大怕女儿着凉，对戴真说：“你下去拿个帽子戴上吧，我在这里等你。”
楼梯间有两个玻璃窗，范荣选择了西侧正对着单元门的窗户。窗台离地面大约有95厘米，范荣腿脚不便，许久都没法站到椅子上，于是，她让女儿再回家去取一把小凳子。
范荣踩着凳子站上了椅子，身子面对着窗户，双手也往外伸，戴真抱着范荣的腿，一点一点缓慢地往下送，直到她的腿再也拽不住了。
从监控录像看，从戴真去一楼取回小板凳到范荣自杀，中间间隔了14分钟。在这14分钟里，母女俩靠在一起，说着话，范荣帮女儿重新戴好围巾，她戴了很长时间。
当戴真用手抓住母亲的脚踝时，她听见了抽泣声。戴真后来对检察官说：“我犹豫了，当时想把人拽回来，但是又想到就算是我把她拽回来，问题也没有解决。我当时想，我帮不了她，也不能还给她健康的身体，我能做的就是帮她解脱，也帮我自己解脱。”
戴真记得母亲最后嘟囔了些什么，可大风把这些微弱的字句都吞掉了。母亲就这样消失在戴真的视野里。
9个小时后，戴真才报警。她在床上躺了一夜，有一瞬间她“希望母亲死透了”，这样母亲就不用再受罪了。
从10楼的窗口往下看，是范荣坠楼后跌落的平台和漫无边际的夜。
“是个有些天真的人”
年1月12日，戴真被刑事拘留。1月17日，北京通达法正司法鉴定中心对戴真涉案时的刑事责任能力进行鉴定，给出了意见：被鉴定人戴真具有人格障碍，涉案前处于急性应激反应状态中，作案时，受人格障碍和精神疾病共同影响，辨认和控制能力削弱，评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。
母亲去世后，戴真陷入了长时间的应激状态，事发当晚的记忆有些扭曲和模糊，她似乎也开始出现了幻觉。
她的记忆是，母亲下腹部不断涌出鲜血，自己一度返回家里把厕所里的血迹都清理干净了。经警方调查，厕所地面上并未检测出有过大量血液的痕迹。
陈述事件的时候，戴真说的每件事都是确切发生过的，但细节上又总是和现实有所出入。
年9月30日，戴真被逮捕。她们的家也成了这栋高楼的一座孤岛。
年12月13日晚，记者来到戴真居住的小区，发现她们家里的大门上贴满了各种催款单，暖气费、水费、电费、治污管理费。暖气费的催款单从年贴到了年，门外的购物小推车和纸箱还放在原地，蒙上了厚厚的一层灰。
第一次提讯时，戴真很抗拒，她想过逃避处罚，供述的时候很不配合。戴真说，母女俩之前商量好了，要把一切都当成是范荣一个人的决定，是范荣自己跳的楼。
为此，戴真特意把自杀用的板凳和椅子留在了10楼，想要营造是母亲自己跳下去的假象。在想着要“帮助母亲自杀”的这段时间里，她从来没有意识到，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监控记录下来。
羁押在看守所里的这段时间，戴真想了很多，她觉得自己当时的想法“毫无道理”“我当时好像魔怔了”。
母亲死后，戴真甚至开始觉得父亲的死也是她的错，是自己报警、打电话太晚了，才导致了父亲死亡。即便后来的调查发现，在父亲去世这件事上，戴真其实是没有过错的。
“从我私人的角度来说，我很为她痛心，这是一场彻底的悲剧，但犯法了就是犯法了。”办案检察官对记者说。
针对戴真的案件，检察院也进行了多次研讨和探讨，去思考如何才能从法律的角度帮助到她。
检察官形容戴真“是个有些天真的人”：看守所狱友骗她说，只要把诈骗的钱还清，他们就可以出去。她就问检察官：“我的存折里还有70万元，我替他们还，他们是不是就可以被放出去了。”
“应该判死刑的”
年1月4日，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对戴真依法提起公诉。2月4日，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对戴真作出判决：被告人戴真协助他人自杀，致一人死亡，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，且系情节较轻，依法应予惩处。鉴于戴真系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人，作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自愿认罪认罚，依法对其从轻处罚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。
判决出来后，戴真不服，提出上诉。但是，别人上诉，都是想尽量减轻刑罚，戴真不一样，“应该判死刑的”，她说。
现在，戴真觉得母亲的死完全是自己的责任，是她“杀”了母亲，她想以命抵命。虽然在检察官的努力劝说下，她明白了，要求多判几年是不可能实现的，但这种想要追随母亲而去的念头似乎并没有消失。
法庭上，戴真说：“自从我父亲死后，我和母亲相依为命，我不确定我懂什么是爱，但是我确定我足够在乎她，在乎到我不允许别人去祸害她，我个人觉得她会希望在她死的时候有家人、爱人在身边。”
而在给女儿留下的遗书里，范荣写到：“感谢你——我最好女儿的陪伴，妈妈真的想好好陪伴你。我真心说给你，我现在身体大部分（时候）生不如死，也许说明我该走了。写给我的心爱——戴真。”
她们终归是在这世上孤苦的两个人，而现在，只剩戴真一人了。
（文中涉案人员和小区为化名）
采访手记：去“爱具体的人”
人在什么情况下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？又是在什么情况下会做出协助自己的亲人自杀的选择？写完戴真母女俩的故事后，我明白了也许我们无法轻易想象他人的生活，因为每个人面对痛苦的方式不尽相同。父亲因心脏病去世后，母女俩的面对方式是自我封闭、离群索居地生活了三年，直到母亲不堪病痛折磨，以戴真想要帮母亲“解脱”的悲剧落幕。其实采写戴真故事的过程，就是我不断理解她生命的过程。虽然她的悲痛我无法领会，但至少我能作为一名传达者把她没法说出的挣扎写出来，让它们被看见。
理解她们的选择要从理解她们的痛苦开始。其实从尸检报告里看，母亲范荣的伤口并不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影响，那她为什么会被折磨得每晚睡不着觉，活得生不如死呢？抱着这样的疑问，我采访到了心理咨询师杜洺君。她认为从母女俩的表现来看，父亲的离世使她们陷入了长期的应激状态中。人的心理和身体是一个互相影响的系统，范荣的伤口虽然很小，但她其实非常需要这份疼痛，因为疼痛可以合理化她的闭门不出和她想要结束生命的念头，所以这个无比小的伤口也会不断被放大。
母亲去世后，戴真自责不已。她的人生应该如何继续？杜洺君告诉我，可以通过心理咨询的方式来疏导她：一是帮助她厘清在协助母亲自杀这件事上的责任。因为只有当一个人愿意为自己负责，那么她才有可能走入社会，为社会去承担责任。二是帮助她重新建立起对社会的信任，当个人和家庭的支持系统失效后，可以通过社会的支持系统对她进行心理支援。
出于很多现实因素的考虑，我没有见到戴真本人。我只能从办案检察官的讲述和案件卷宗、庭审记录等文字信息中捕捉她的故事。但我内心其实很渴望能和她面对面交谈，因为她的自我封闭与我生命中的一段经历有所重合。年疫情暴发时，我在海外孤立无援，在自我封闭中陷入崩溃。也许是时间慢慢治愈了我，所以在写她的案件时，我心里一直有着这样的念头，也许她在某一个时刻也是可以被拯救的。我也在想也许看到这个故事的某个人正经历着相同的挣扎，但你并不孤独，或许你现在不知道走出来的办法，但请你一定不要放弃。
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？在与检察官的交流中，我或多或少也得到了一些答案。我能感受到检察官对戴真的关怀和担心，她们面对的不是卷宗上的一个名字，而是一个具体的、活生生的人。在我看来，戴真母女俩是有心理创伤的普通人，如果这种创伤能够早一点得到疗愈，悲剧或许不会发生。少些对于心理和精神疾病的“污名化”和“有罪论”，多一些对她们的理解吧。而理解一个人，意味着在知道你们的人生经历迥然不同的前提下，依然能尝试着去了解他们的生活，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得那样，去“爱具体的人”。（作者：涂思敏史达来源：检察日报正义网）
